科学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针对经济工作的新情况作出完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体现了对“稳”和“进”、“立”和“破”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遵循。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把握好经济工作总基调，切实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积蓄，新产业发展壮大，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要结合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特征和产业发展基础，充分考虑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和节奏，既要防止旧动能退出过慢、挤占新动能发展空间而导致经济发展进程缓慢，又要防止旧动能退出过快、新动能不能及时接续而造成负面影响。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统筹协调、有序推动新动能发展和落后产能退出，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动能全面壮大之前，资源型产业等传统动能不能过快退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持续扩大释放内需新潜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经济平稳运行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相互关联，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金融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风险源。统筹化解风险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房地产市场的“稳”来支撑和推动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的“进”，以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进”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在“稳”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重点地区风险出清和中高风险平台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要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的全流程干预处置机制，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扎实稳妥化解风险，避免风险集中暴露和交叉感染、引发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风险。

　　稳定社会预期的现实要求。眼下，我国社会预期依然偏弱，企业存在不愿投、不敢投现象，居民消费意愿不够强，成为制约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问题。预期的形成是经营主体接受外部信息不断调整先验判断的学习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为改善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就需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重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来稳增长、促发展，增强各方对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趋势的信心和底气，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提升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信心和能力，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形成“社会预期改善—经济回升向好—信心动力增强”的良性循环，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把握好“稳”和“进”、“立”和“破”的辩证关系，是当前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所在。

　　把握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以“稳”为基础推动“进”，以“进”为动力实现“稳”。习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这阐明了“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只有把握“稳”的关键点，找准“进”的切入口，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着力夯实“稳”的基础、持续增强“进”的动能，才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仍然是恢复性的，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谋求“进”，稳住宏观经济大局，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稳住能源等初级产品供给，在经济回升向好、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进”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推进重大改革等方面的“进”，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把握好“立”和“破”的先后顺序，该“立”的要积极主动地“立”起来，在“立”的基础上坚决地“破”。“立”和“破”是辩证统一的，在“破”与“立”中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在逻辑顺序上有“先破后立”和“先立后破”两种工作方法。强调“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可以更好兼顾当前和长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立”字当头、“先立后破”，也是更好实现“稳”和“进”的重要方法，这对仍处于经济恢复关键阶段的我国而言，尤为重要。旧动能退出必须建立在新动能成长壮大之后。无论是化解风险、调整政策还是推动改革开放，都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影响社会预期。

　　在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找准工作重点，继续夯实“稳”的基础、更多激发“进”的动能，先立后破，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发挥好宏观政策空间大的优势，营造宽松适度的政策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用好增发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适度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更好发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循环的作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增强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协调，确保协同发力、增强合力，避免出现合成谬误、分解谬误。

　　二是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要将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新型制，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另一方面，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要做好安全发展这篇大文章，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推动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电等大宗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以消费扩大方向确定投资的重点领域，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优化投资结构和扩大投资空间。同时，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挖掘内需潜能。

　　四是积极主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妥处置房企风险，实施好“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机制。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完善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加快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建设，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统筹风险化解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债务风险高的地区要边化债边发展，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能快则快，特别是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五是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提振社会信心、强化社会预期。聚焦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财税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谋划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稳定预期和强大动力。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