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宗瑜(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国资管理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经济短中长调整周期叠加导致的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受持续已两年有余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影响,经济形势表现更加纷扰复杂。就相互矛盾及宏观微观不一致的经济数据看,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是,所出现的投资增速回落下制造业修复延续与消费缓慢改善、不同产业分化的“K形态”凸显及某些细分产业触底回升、科技创新及新技术应用促进了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推出等现象,预示着经济运行新困难期正向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转变,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特征已经初步显现。与外部性刺激力量拉动经济增速较快回升且短暂相比,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速缓慢回升而更持久;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形成的不仅是新增长,而且是高质量增长;随着内生性动力的不断增强,会形成一个效率更好与质量更高的增长周期。跨周期调节要考虑如何依赖内生性动力充分发育而逐渐消化下行压力,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要适时从抑制下行转到内生性动力培育,重视经济运行内生性动力培育,给予实体经济更精准化的协同支持,提振实体经济的活力,促进内生性动力的不断增强,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增长。
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认为,经济运行会通过内在的短周期调整、中周期调整、长周期调整,进行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2008年以来短中长调整周期叠加导致了经济运行下行,GDP增速从2008年的9.0%回落到2019年的6.0%;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影响的2020年GDP增速为2.2%,通过跨周期调节,2021年上半年GDP增速回升到12.7%;2021年第3、4季度GDP增速的过快回落及其它经济指标增幅较大回落,预示着2022年GDP“破5”压力加大,经济运行仍是继续缓慢下行。但是,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动力已经开始缓慢发育,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特征已经初步显现。
经济运行新困难期向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转变。短中长调整周期叠加导致的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从近18个月的经济数据及经济现象看,部分细分产业增幅持续回升、新注册公司数量持续缓慢增长、部分区域及一些领域消费持续回暖等特征显现,预示着经济运行新困难期正在向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转变。根据下行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可以把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经济运行的波动期(2008—2010年),经济运行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较动,2008年第4季度GDP增速跌到7%以下,通过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1.0版使GDP增速回升到10%以上,但是,GDP增速很快又回落到两位数以下。经济运行的较快下行期(2011—2014年),GDP增速出现较大回落,跌破8.0%与7.5%两个政策底线。经济运行的新困难期(2015—2020年),GDP增速回落趋缓但经济运行出现了很多新困难,不仅投资出口消费等困难,而且实体经济更加困难,除此以外,政府预算收入增长也出现困难,各地都遇到了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甚至财政预算收入完不成的困难。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2021—2025年),GDP增速仍呈回落之势,但经济运行顺应自身发展需要的自发动力开始缓慢发育并逐渐发力,经济转型的趋势日渐明显。经济运行的新发展期(2026—2035年),GDP增速回落逐渐触底并在底部企稳,经济转型进程有所加快,经济运行逐渐呈现出低速度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新困难期已经开始向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转变。经济运行新困难期是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中的第三个时期,也是对整个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冲击最大的一个时期。在经济运行新困难期,出现了三轮的企业倒闭潮,第一轮是2015年与2016年有约75万家的小微制造型企业倒闭,第二轮是2017年与2018年有约1.8万家的中型大型民营制造业企业倒闭,第三轮是2019年与2020年有约90万家包括国有企业、独角兽企业、PPP公司、创业公司及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倒闭。第二轮第三轮的企业倒闭潮对财政收入、就业及消费形成了较大冲击。三轮企业倒闭潮之后,部分细分产业增幅持续回升、新注册公司数量持续缓慢增长、部分区域及一些领域消费持续回暖等特征显现,预示着经济运行新困难期正在向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转变。
在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经济运行仍呈下行趋势,但是,某些领域及细分新产业的增长明显,少部分企业活力增强,科技附加值高的新供给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得益于经济运行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并发力的拉动。一是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特征已经初步显现。与外部性刺激力量拉动经济增速较快回升且短暂相比,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速缓慢回升反而更持久;随着内生性动力的不断增强,会形成一个效率更好与质量更高的增长周期。2020年、2021年经济运行的复杂变化及看似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预示着,经济运行从新困难期转变到了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期,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已经初步显现。二是投资增速回落下的制造业修复延续与消费缓慢改善。外部性刺激力量拉动经济增速较快回升,更多的是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在逆周期调节及跨周期调节过程中,投资尤其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速相对影响较大,一旦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经济增速的滞后回落会十分明显。近18个月经济数据显示,受基建投资增幅持续回落与房地产投资增幅较大回落的拖累,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是,制造业投资增幅持续微增长、新型制造与高端制造的投资增幅较快回升、制造业某些新细分产业订单超预期增长,制造业修复态势在延续,制造景气度有所回升;服务性消费增幅回落与商品零售额消费增幅回升也在延续,消费结构性增长的特征显现,消费低迷状态在缓慢改善。三是不同产业分化的“K形态”凸显及某些细分产业触底回升。经济增长以产业为依托,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外部刺激主要是围绕产业发展加大投入,产业增长与经济增速的正相关性较强,因此,产业发展同比环比的增幅更能反映经济增长趋势。近18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一二三产环比增幅回落整体放缓,不同产业同比增幅分化较为明显,一部分产业出现了增幅趋稳及回升,一部分产业增幅继续回落甚至较大回落,不同产业分化的形态类似英文字母“K”,从回升较快与回落较大的细分产业看,“K形态”更明显。无论是环比增幅,还是同比增幅,均显示某些细分产业增幅回落已经触底,中长期会呈现为持续回升。四是科技创新及新技术应用促进了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推出。在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中,经济政策也明确了从增长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科研投入更受重视、科技创新力度越来越大、新技术应用越来越快。对以更多重大或原创性研发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关注,促使更多企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新技术应用进程,从而不断推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服务;与此相同步,数字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加大了新产品与新服务融合度。
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带动了若干新增长。与“外部性力量刺激的恢复性增长”相比,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往往是形成新增长。随着内生性动力的缓慢发育,新供给新就业新消费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的若干新增长业已显现。一是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增加了更多的新供给新就业。科技创新力度加大及新技术应用加快,推动了产品迭代及产品创新,促进了服务升级及服务创新,从而增加了更多的新供给。三大产业的新供给都呈现为持续增长态势;从新供给的分布看,第二产业一些新细分产业、一三产融合与二三产融合领域的新供给增长更快;从产品新供给与服务新供给的结构看,服务新供给增长快于产品新供给增长。与新供给增长同步,新岗位持续增长,带动新就业增长。二是内需市场潜力逐渐释放拉动了更多的新消费新需求。为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发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市场不断成长,内需市场潜力逐渐释放,依托新产品新服务的新消费被激活。新消费从东南沿海东部区域向中西部蔓延,新消费呈稳步增长之势。新消费带动了新需求,新需求向供给端传导进一步拉动新供给,推动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加快,新供给新消费新需求更多新供给之间链条信号的传导开始加强。三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边界叠加孕育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以数字技术应用促进数字产业化,创新生产要素供给方式,重构要素配置方式,打造产品迭代与服务升级的新场景,加快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孕育出了更多的新业态。与数字产业化相同步,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的应用不断加快,不仅促进了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而且促进了三大产业的产业边界叠加加大,从而催生出更多跨一三产、跨二三产经营而实现产品服务完全融合的新模式。
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都是侧重抑制经济下行。随着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特征初步显现,跨周期调节要考虑如何依赖内生性动力充分发育而逐渐消化下行压力,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要适时从抑制下行转到内生性动力培育,促进内生性动力的不断增强,从而实现“内生性动力拉动的复苏性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内生性动力拉动的复苏性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
实体经济困难及中小微企业保生存状态仍在拖拽经济下行。宏观调控政策所推进的去产能进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其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不仅缺乏市场需求或市场需求疲软,而且还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与体量十分大的就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出清;结构性产能过剩叠加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环保投入不断加大、劳动用工支出较快增长等,仍在加剧着实体经济的困难。实体经济困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现状上,与特大型大型企业占据产业上游从事资源能源开发经营相比,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下游从事产品开发及供给,产业上游对产业下游的持续挤压,使中小微企业处于保生存状态,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几乎都是在艰难经营,绝大多数经营亏损,少数经营微盈利。虽然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已经在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实体经济困难及中小微企业保生存状态仍在拖拽经济下行。
依赖内生性动力充分发育而逐渐消化下行压力。在实体经济没有根本好转与中小微企业保生存状态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内生性动力缓慢发育所带动的新增长,还无法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内生性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特征显现,只是意味着缓慢发育的内生性动力作用在使经济下行进一步放慢;只有内生性动力得到充分发育所形成的内生性动力不断增强,才能逐步消化经济下行压力而实现经济下行触底回升。因此,要重视并关注如何促进内生性动力的充分发育。实体经济创造价值与虚拟经济合理分割利润的有机融合,支撑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促进内生性动力充分发育要落到实体经济活力提振及中小微企业经营好转上。通过提振实体经济活力与推动中小微企业经营好转,可以使内生性动力得到充分发育,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机融合,从而化解经济下行压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
跨周期调节要从抑制下行转到内生性动力培育。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应对经济下行的逆周期调节,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投资抑制经济增速过快回落。从逆周期调节转到跨周期调节,顺应了短中长调整周期叠加导致的经济运行中长缓慢下行趋势,宏观调控更关注中长期发展及内需市场潜力激发,但是,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落地往往还是更侧重抑制经济下行。必须看到,较长时间为抑制经济增速过快回落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使经济运行间歇性实现了“外部性力量刺激的恢复性增长”,但是,也使经济运行承受了过度过大的刺激,刺激作用已经严重钝化。因此,跨周期调节要从抑制下行转到内生性动力培育,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要更侧重于内生性动力培育。内生性动力培育要围绕提振实体经济活力与推动中小微企业经营好转进行发力,随着内生性动力不断增强而实现“内生性动力拉动的复苏性增长”。
面对经济运行继续下行下的内生性动力拉动增长特征初显,跨周期调节要重视经济运行内生性动力培育。实体经济直接影响着内生性动力充分发育,内生性动力培育要多措并举。
给予实体经济更精准化的金融政策支持。跨周期调节从抑制下行转到内生性动力培育,要求金融政策要给予实体经济更精准化的支持。金融政策要着眼提振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活力而发力,允许金融机构扩大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下浮区间,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全覆盖,加大产业基金与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力度,加快发展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供应链金融,适度放宽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定向股权融资的限制。
拓展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减费降费空间。已经持续几年的减税降费政策较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经营的困难。就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看,特大型大型企业税费负担尤其税负下降明显,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效应相对偏弱。具体到减税降费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而言,绝大多数企业经营亏损与少数企业经营微盈利的状态,导致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效应十分微弱。从减税降费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直接影响看,减费降费更有利于支持其经营好转。因此,要采取专门针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减费降费措施,拓展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减费降费空间。
协同支持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参与新技术应用抢跑。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加快新技术应用,可以实现更快的产品创新及新产品供给,从而提振实体经济活力。面对正在爆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若干科技创新重大突破,新技术应用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财政金融股市等协同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新技术应用抢跑,不仅可以促进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自身经营的改善,而且可以促进供给改善,还可以引导消费并拉动消费。财政金融股市围绕新技术应用实行鼓励加速折旧、创新金融服务、简化上市流程等的协同支持,能够引导及推动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新技术应用抢跑。
缓解产业上游对实体经济下游的挤压。资源能源交通运输及水电气热等属于产业上游,基本上是特大型大型企业在经营,实体经济下游主要是提供产品,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在经营;实体经济下游对产业上游具有相当强的依赖性,产业上游的涨价会对实体经济下游形成成本压力,在当下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保生存的现状下,即使产业上游涨价,实体经济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也轻易不会通过产品提价而消化产业上游涨价的成本上涨。从近18个月的企业盈利亏损数据看,产业上游企业利润的持续增长,对实体经济下游的挤压不断加大。通过宏观调控或深化改革加快产业上游的市场化进程,缓解产业上游对实体经济下游的挤压,更有利于提振实体经济活力。
实施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相关进口的关税优惠。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及产品创新,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而且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及产业升级。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产品创新对设备核心元器件及新材料等进口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给予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设备核心元器件及新材料等进口的关税优惠,更能提高其产品迭代及产品创新的积极性。可以采取自贸区企业进口政策逐渐扩围的方式,把自贸区企业享受的进口关税优惠覆盖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也可以针对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设备核心元器件及新材料等进口出台关税优惠专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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